最近常會唉自己在國外漂流那麼久了卻總是適應不良。話說回來都是自己的選擇其實也沒什麼好後悔，只是人生總像是一個trade-off的遊戲永遠都沒有完全滿足的時候。但走過的路永遠會留下痕跡可能要到某一天才會豁然發現自己做的事情的意義是什麼。剛好撇見華爾街日報這篇老外在中國系列的文章。地球村的來臨世界上有許多人們都像蜻蜓般四處飛點水飛舞。美國人Alan Paul投書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許多關於外國人在中國的文章。近期他舉家搬回美國後又發表了一篇「離家不易 回國亦難」 雖然和他身楚國度不同，也許是因為最近經常在思考自己未來會身在何處的關係看了後有種發現相同頻率的感覺。
2009年 03月 20日 08:25
我們是在2005年把家搬到中國的﹐合同期三年。與從前大多數移居海外的人們一樣﹐我們是因為工作（具體說﹐是因為我的妻子白佩琪(Rebecca)的工作）才搬到中國的。當美國總部決定把我們召回時﹐我們就打點行裝﹐含淚道別﹐然後登上飛機。這或許依然是大多數外派人員的共同經歷﹐但當然不是他們的唯一出路。
其中有些人希望長期留在海外﹐於是將這份外派的工作當作跳板﹔有些人對新家是如此迷戀﹐以至於在第一個任期結束後他們會想出新的辦法留在那裡﹔還有些人會以“當地僱員”的身份繼續留在原來的公司──而這通常意味著更加開放的、待遇也欠優厚的條件──而另一些人則會選擇重新找工作或是自己創業。
當我再次回到美國生活、努力在美國老家立足的時候﹐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那些做出了以上那些選擇的朋友們﹐他們做出了與我們截然不同的決定。他們拒絕了新的工作機會、公司下達的回國或是轉到其它地方工作的調令﹐為的是在新家扎根﹐有時這還冒著事業或經濟上的風險。與全球各地日益增多的那些“半外派人員”──其中的許多人年輕、單身、而且相對來說無牽無掛──不同的是﹐這些冒險者的年紀普遍偏大﹐攜妻帶子舉家來到海外﹐而且還享受著一整套的福利待遇。
首先進入我腦海的就是我們的朋友馬特(Matt)和埃倫•卡伯里(Ellen Carberry)夫婦。七年前﹐因為埃倫被派往IBM北京公司工作﹐他們從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一起搬到了北京。與我們──也與大多數我在北京認識的外派者──不同的是﹐埃倫並不是碰巧得到了在中國工作的機會。在中國生活是她很長時間以來的夢想。1983年﹐埃倫在菲律賓的一家難民營工作過九個月。那時﹐她就萌生了這樣的想法。難民營里到處都是從越南、老撾和柬埔寨的混亂中逃出來的人們。18年前﹐在和馬特第一次約會的時候﹐他們就討論過在國外把孩子們撫養長大的共同心願。
2002年到了北京之後﹐馬特、埃倫﹐還有他們的孩子──那時分別只有五歲和六歲的盧克(Luke)和克洛伊(Chloe)﹐很快便在那裡安下了家。當三年後埃倫的任期結束時﹐他們一家人都感覺還沒做好離開北京的準備﹐包括兩個將北京──那裡有他們的學校、鄰里﹐還有朋友──當作自己的家的孩子們。
“當時﹐回美國繼續為IBM公司工作是一個選擇﹐但其實我們並沒有認真考慮過這條路﹐”她說。埃倫很快開始著手找另外一份工作﹐並最終在紅帽軟件公司(Red Hat)任職﹐在那裡她又幹了三年。去年﹐在紅帽公司的工作合同也即將到期﹐但馬特和埃倫還是無意返回美國。“現在﹐孩子們在世界上一流的國際學校學習﹐我們居住的社區里有最有趣、最勤勤懇懇、腳踏實地的家庭﹐他們為公司、衛生機構、大使館、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世界上最好的報紙工作﹐”她說。“這些頂尖機構派出了他們最好、最有能力的員工來發展中國業務──因此﹐這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有趣、最有活力﹐也最令人愉快的社區和生活方式。”
馬特也深有同感。他說﹐“有趣的是﹐我發現這裡的家庭都非常穩定。儘管這裡的大多數人都是相對富裕的外派人員﹐但每個人都是靠著工作來謀生的。沒有人對工作敷衍了事﹐或者花錢大手大腳。這裡的人們有非常好的職業操守﹐而這正是我喜歡的。這裡有‘第三種文化’──這種文化既不屬於母國﹐也不完全是中國的──我能夠接受這一點。”
在中國的大公司工作了六年之後﹐埃倫把對綠色科技的信念和創業興趣結合起來（她曾為幾家初創公司工作﹐其中一家被IBM收購﹐她當年也因此加入IBM）﹐與合作夥伴共同創立了The China Greentech Initiative。這家公司旨在推動綠色科技企業在中國的投資機會。馬特也加入了一家大型的初創公司﹐成為China Horizon Investment Group的董事總經理。這家公司正準備在中國農村開辦成千上萬家商店﹐所出售的物品從大米到塑料製品無所不包。他倆所從事的這樣令人大展拳腳的工作眼下在美國很難找到。
還有另外一種外派人員。他們經常從一個地方被派到另一個地方﹐奔走於世界各地。馬特告訴我﹐這種生活對他一向沒有吸引力﹔他喜歡走到一地就扎下根來。他已經成為北京外派群體中的重要人物。他是孩子們所在的學校、一家體育休閒組織和一家兒童慈善組織的董事。
儘管他們非常熱愛在北京的生活﹐但也有些事情不盡如人意﹕馬特說﹐比如污染和缺少戶外活動﹔埃倫則為遠離家人而感到愧疚﹐尤其孩子們不能和祖父母在一起。
來自英國的克里斯•巴克利(Chris Buckley)也是一位在北京工作了很長時間的外派人員。自從脫離原來的公司後﹐他發現了一條新的職業道路──生產、銷售手工製作的西藏藏毯。1995年﹐巴克利被寶潔公司(Proctor & Gamble)外派到中國廣州工作。五年以後﹐他和同樣也在寶潔工作的妻子雖然仍在為這家公司效力﹐但為了能夠到北京工作﹐而不是被派往日本神戶（他們之前曾經在神戶工作過）﹐他們的身份從外派人員變成了當地僱員。
“雖然身份轉換成當地僱員意味著福利和薪水都會降低﹐但對我來說這沒什麼﹐因為我覺得與在日本工作相比﹐在中國工作要有意思多了﹐”巴克利說。他今年48歲﹐沒有孩子。“中國當時（現在同樣如此）處在上升階段﹐而日本似乎已經日益走向了漫長的衰退期。我還發現中國的年輕人更加渴望學習和提高自己﹐這讓我在這裡的工作更加有趣。”
巴克利說﹐他在2001年的時候出於興趣接管了一家小店﹐碰巧開始銷售藏毯。“生意越來越好﹐幾年之後我辭去了寶潔的工作。假如當初我沒有成為本地僱員﹐那麼我想我也不會有這樣的轉變﹐”他說﹐“外派協議讓你生活在一個氣泡裡面﹐如果你辭職不干﹐那麼就會失去房子、汽車等等。而作為一個當地僱員﹐你可以過著獨立的生活。”
巴克利後來在拉薩開辦了自己的毛毯加工廠﹐現在他還和西藏扶貧基金會(Tibet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建立了緊密的聯繫。
眼下的經濟形勢讓延長在中國的工作時間變得更有吸引力。今年48歲的比爾•拉索(Bill Russo)在克萊斯勒(Chrysler)工作了十五年後﹐最近辭掉了該公司東北亞地區副總裁的職務﹐為的是留在北京。
“至少在我距離外派期滿的一年以前﹐我就已經作出決定要留下來﹐但是底特律總部那邊的問題讓我毫不費力地做出了這個決定﹐”拉索說。他希望女兒能夠像她的兩個哥哥一樣在北京讀完中學。他正在考慮利用他對中國文化的瞭解成立一家咨詢公司﹐為有意進軍中國市場的公司提供服務。他認為中國市場今後的實力將會越來越強。在一、兩年前﹐他的客戶毫無疑問地已經在他的公司門前排起了長隊﹐但隨著中國經濟形勢的變化﹐是否還能有這樣的機會或許存在變數。
儘管拉索急於想找一份新工作﹐但他很享受現在不那麼疲於奔命、也擺脫了外派包袱的生活。“呆在北京感覺很好﹐我不用因為工作關係到處出差了﹐”他說﹐“我現在每天都在學中文﹐坐出租車、公交車或是騎著自行車在城里逛來逛去。過去的幾個月﹐我親身感受到、而且也開始喜歡上了北京當地人的生活方式。”
拉索說﹐雖然有朝一日他肯定會回美國﹐但他並不急於回去﹐也沒有為此設定時間表。“我只是覺得﹐這裡還有那麼多的東西等待我去體驗﹐這個時候回美國﹐不論是從職業發展、還是從我的內心來講﹐都不是一個成熟的決定﹐”他說。
馬特和埃倫同樣沒有設想過他們在北京的生活什麼時候會結束﹐而且他們明白﹐正是因為自己不再是外派人員﹐沒有了外派任務﹐所以何時回國並不是完全由他們自己說了算。“因為我們一直生活在中國﹐我慢慢學會了去感激生活中的每一天﹐而且對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埃倫說。“我們現在能夠生活在北京﹐是因為中國政府歡迎、支持我們。儘管我們努力想要控制自己的生活﹐但我們明白﹐一切並不完全由我們說了算。”
（編者按：本文作者Alan Paul是《吉他世界》(Guitar World)的高級編輯﹐同時也為美國籃球雜志《灌籃》(Slam)撰寫文章。因妻子工作需要﹐他於2005年舉家從美國新澤西州遷往中國。2008年底﹐外派工作結束﹐Alan Paul一家返回新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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